在卢象升被调往辽东后不久，李自成引数万之众突然西进，猛攻在崤山与农民军对峙的大明官军。陕甘督师傅宗龙猝不及防，损失惨重。幸得大将左光先护持，最终成功退进潼关，据险坚守并向朝廷请求援军。
保定总督杨文岳在得知李自成西进之后，以为有机可乘，率总兵官虎大威及冯大栋、张鹏翼两位副将，兵出荥阳。冯、张两部率不到三千之人，陈兵虎牢关下，以作诱兵。而杨文岳亲率主力大军乘船沿黄河西上，欲攻下孟津，从北边进军洛阳。
与此同时，杨文岳还去信河南巡抚高名衡，让他率兵前来襄助。高名衡心中本欲拒绝，但杨文岳再三催促，直言潼关危急，唯有围魏救赵之法方可解此之困。而在当时，从各方传来的情况来看，显示李自成的确是想要进军陕西。高名衡担心一旦潼关有失，朝廷怪罪。重重考虑之后，他下令参将高谦率两千士卒奔赴孟津，而此时开封城内的能战之兵不过一万。
不久之后，孙可望兵出南阳，进军新野。以三十余尊在襄阳及南阳城中获得的红夷大炮为主力，连续攻破穰县和险地博望坡。左良玉和贺人龙两部人马和孙可望部多番交战，损失逐渐加重，大部主力退守樊城，只在新野以少量游骑延缓农民军的进军速度。
在卢象升走后，猛如虎在诸将之中资格最老，暂时发挥着协调诸军的作用。他严守着卢象升临走之前定下的战策，诸军之间非在危急之时，不进行相互援救。严守豫南豫南裕州、昆阳一线的重要城池，妄图先逐步消耗农民军的兵力和士气，待到合适时机再行反击。以免像往常一样被农民军不断调动，从而让大军陷入疲于奔命之中。
这样的战法，本是因为缺乏主帅协调，诸将不合情况下做出的无奈之举，也是最适合当前形势下的战法。因为这个原因，在左、贺两部人马遭到攻击之时，他和李国奇、刘国能、曹志耀等人只是严守豫南的城池，没出一兵相援。但此举触怒了左良玉和贺人龙，他们上书朝廷，直言猛如虎纵贼势大而不出兵，坐看友军落难而不相援，其罪当诛。
卢象升在离开之前，本已上书崇祯帝，言说李自成和孙可望已经势大。官军兵力不足，不应该贸然进攻。固守城池，逐步消耗其实力，之后再行反攻才是最合理的战策。崇祯帝在当时对此极为赞同，但看到左良玉上书之后，心中怏怏不快。在咨询过诸臣意见和自己仔细考量之后，他做出了一个自认为是最好的决定。
崇祯帝没有对猛如虎进行降罪，而是下诏任命丁启睿为河南总督，汪乔年为湖广总督，共赴前线督领诸军。虽然什么也没说，但对当前状况不满之意顿显。尤其是在这种情况下，仅在陕西和河南二地便聚集了傅宗龙、杨文岳、丁启睿和汪乔年四位督师，为大明两百余年从未有过之局。
表面上看来，这样一来，每个督师各领其责，分工明确。但实际上，本好不容易被卢象升融合在一起的诸将又再次分裂开来。河南的将领为一团，陕西的将领为一簇，湖广的将领为一片，整体实力得到严重弱化。有些将领之间连自己到底应该听从谁的命令都不完清楚，上层指挥体系极为混乱，比着以前更加不堪。
得到这个消息之后，李岩兴奋万分。上书李自成直言大明朝廷这样安排的诸多弊端，提议他暂停进攻。只待那两位督师到达之后，陷入职责混乱之后，再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寻求各个击破。认为这是上天赐予李自成夺取中原的最好良机。
李自成和诸将商议之后，同意了李岩的意见。他将潼关前的精锐士卒分批调回洛阳，以老卒弱卒代之，在潼关前虚张声势。而在孟津方向采取完完守势，故意连次败于杨文岳，给官军造成一种再增加一点兵力就可夺下洛阳的希望，助长其骄纵之气。同时，在虎牢关后列以大量精锐骑卒，准备待将河南大军吸引往洛阳之后，准备随时突袭开封。
不久之后，两位督师先后出京。丁启睿前往开封，而汪乔年奔赴襄阳。傅宗龙成功守住了潼关，阻断了农民军前往陕西之路。左良玉、贺人龙退守樊城，得到副将张应元支持之后，实力大增，逐渐稳固住了防线。在豫南裕州一线，刘国能、李国奇紧守城池，看似也并无什么太大问题。
但这莫名的平静之下，似乎蕴含着无尽的风暴。
卢象升是在崇祯帝做出决定大半个月后才得知这个消息的，他无论如何也想不通这样愚蠢的决定为什么会从朝廷之上发出。崇祯帝不通军事，但陈新甲身为兵部尚书，久在边地任职，怎么可能连“令不可多出”这样简单的道理都不懂。
卢象升为此恼怒万分，立即上书崇祯帝，叙述多个督师齐聚中原可能引发的指挥问题，再次言明应该暂时以防御为主。但他的信没有引起崇祯帝足够的重视，只是回书让他心应对辽东战事。
这件事在卢象升心里引起了很大的触动，让他感觉在中原战事随时都可能生变。他无法再按照他自己原来的设想来训练新卒，来慢慢援救松锦被困的大军。
在万元吉来到宁远之后，他慎重考虑了周显的计划，觉得确实有几分可行性。但前提是，在宁远这边必须有足够的善战精兵。不仅需要提供给登莱那边在用来进攻金州，还需要在宁远这边给清军以足够的压力。
但目前在宁远的大军，显然满足不了这点。之前的松锦惨败，各军都有损失。但不过这倒在其次，主要是军心的散乱和低落，他们中的大部分被清军打怕，打垮了，而那些卫所兵则不堪重用，留给他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一般的多。